陆大鹏，英美文学硕士，80后“业余”翻译家，自称“民间野生派”，主业是在出版社从事版权工作。
翻译虽属业余，水平却很专业。
他的翻译全凭兴趣，而兴趣实在广泛，号称“热爱一切long ago（从前）和far away（远方）的东西”。
他以翻译历史科普书见长，在历史爱好者圈内小有名气，偶尔也会“失足”掉入文学翻译的“大坑”。
他第一次试水，就是大部头——“地中海史诗三部曲”，体量和书名一样霸气十足；入行至今短短6年多，已出版11部译著。
不久前，他的最新译著《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刚刚出版。人物工作室请他来分享自己的翻译心得。
人物工作室：
社科读物和文学作品的翻译是有区别的，社科读物对翻译要求更多的可能是精准、流畅，对术语和相关知识的掌握；而文学作品则更多要求语言之美。你觉得哪个更困难？自己更擅长什么？
陆大鹏：
对我来说，文学翻译是更高层次的东西。那种字斟句酌，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我翻译的文学作品不多，第一本是朱诺·迪亚斯的小说《你就这样失去了她》。作者的原文非常幽默，有大量的口语、俏皮话和讽刺的语调，用中文很难传达出来。我对自己的翻译并不很满意。
在翻译这本书时，我有一种很明显的感受：当代标准书面中文的感叹词和口语表达法太贫乏了。英语中丰富的语气，包括一些骂人的俚语，翻译过来的中文词选择有限，无法表现出它们之间情感的微妙差异。我个人的体会是，中文较难体现很多高度口语化的表达。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两种语言的书写系统不同。
汉语是表意文字，我们很多生动、丰富的方言和口语，很难转化成文字落在纸面上。英语是表音文字，任何奇怪的用语甚至口音都能直接用字母拼出来。比如伦敦cockney口音习惯把h这个音吞掉，thin读成fin，用me来代替my，等等。英国作家狄更斯就特别擅长记录方言、口音和语调，他年轻的时候曾是跑法庭的记者，他的文字能够把当时每一个人说话的口音都完全模拟出来。
人物工作室：
已出版的作品中，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本？
陆大鹏：
是新书《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大概10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当时其实读得很吃力，英文水平没现在好，对涉及的背景知识也不够了解，但那时就非常喜欢，完全被它的轰轰烈烈、五彩斑斓、光怪陆离震撼到了。我觉得有朝一日能把这样的书翻译过来，是很了不起的事。因此，真的开始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好像与失散多年的初恋女友重逢了，有很多深切的感情在里面。
人物工作室：
《摩尔人的最后叹息》是个非常复杂的文本，从里面大量的注释就能看出来。如果不了解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小说就失去了一半的精彩，甚至根本看不懂，因此这些注释非常重要。它们是原文就有的，还是你加的？
陆大鹏：
全部都是我加的，原书除了几段引用文字的版权说明之外，没有任何注释。
对于这种知识性很强的小说，翻译时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将相关的背景介绍直接化入正文里，《摩》一书的德文版就是这么做的，好处是读起来更轻松，译者已经帮读者做了大量的简化工作；第二种就是我选择的方式，把背景介绍放在注释里，这样的好处是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著，对于已经有相关知识、不需要看注释的读者，正文读起来也更流畅一些。
我也不确定哪种方式更好，相信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看法。
人物工作室：
你从翻译中获得最大的益处是什么？
陆大鹏：
翻译是一个很棒的学习的过程，能够开阔视野。
当然，这种学习不是从无到有的学习、填补空白的学习。在我看来，翻译者一定要具备相关领域的知识，尤其是社科类书籍的翻译，“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儿”；但即便是熟悉的领域，毕竟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因此，翻译是非常难得的深度学习的机会。
人都有惰性，读书的时候，不太明白的地方经常就略过了，不影响理解大意就行。翻译却不容许偷懒，你必须把每一个地方都完全弄懂。要对读者负责，你首先得对自己负责。
人物工作室：
你很喜欢历史，也翻译了不少历史著作，你认为中国的历史学著作与西方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最大的差距在哪里？
陆大鹏：
从译者的角度看，最大的差别或者说差距，我认为在文学性。中国的历史学者为大众读者服务的意识可能比较弱，许多著作不乏深刻的洞见，但真的很难读。在西方，面向大众的历史书更流行。另外，即使是专业的学术书，也比较注重可读性。剑桥大学的历史系还有专门的写作课。
我很赞同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的一句话：“伟大的历史著作，必须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据说罗伯茨上大学的时候，在图书馆看到论文架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当时就想：以后我一定不要写没人会看的东西。他做到了。
当然，这和中国的学术体制有关系。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中国的历史著作在文学性上与英美差距较大。学术性和文学性不是互相抵触的，应当是互相促进的。我始终觉得，如果一本书除了能够帮助学术圈的一小群人之外，没有普通读者，那么它就很遗憾了。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
人物工作室：
你会四门外语，主修英语、德语，法语和拉丁语也有一定基础，对比之下，你怎么看待汉语这门语言的特点，它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陆大鹏：
首先，我认为语言没有优劣之分，我接触到的每种语言都是很美的，只不过美的气质和特点不同。比如中文，我认为在抒情和神秘、灵动的韵味上是绝美的。英文吸收了多种语言，包容性很强，海纳百川，有极强的生命力。很多人对德语有偏见，觉得它刻板，其实德语也有诗意的一面，毕竟德语是歌德、席勒的语言，也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语言。
人物工作室：
其实我是想问，你如何看待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比如，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古代汉语是朦胧的，因而非常适合写诗，却不那么适合哲学思辨，现代汉语在逻辑表达上的进步，多亏了民国时代的翻译腔；英语的逻辑比较严谨，相对汉语缺乏诗意，但表意精确，从英语普遍超长的书名就能看出来，比如《物种起源》，原文书名是《论物种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方法的起源》；德语就更不用说了，甚至有人说西方哲学就是德语的游戏，德国能出那么多大哲学家，与德语对他们思维方式的塑造有关。
你时常在多语言中跳跃、切换，你认为自己的思维方式有被影响吗？
陆大鹏：
我只能说，我确实会感觉到，在翻译思想性著作的时候，用汉语来表达常感觉比较吃力，用英语、德语则容易一些。但这绝对不意味着用汉语就完全不能思辨。语言的特点肯定对人的思维习惯有影响，不过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很难一言以蔽之。
而且，在不同时代，语言有不同的“时尚”。我认为，你说的那些特点在过去更明显。在休谟、吉本的时代，英语的句式的确非常复杂，有严格的语法、层层的丛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历史学家蒙森的作品常常一句就能写满一页，整页没有一个句号。这些特征，在他们的时代，驾驭语言的能力的体现，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是美的。但如果今天的英国人或德国人那样写文章，就是“不好好说话”嘛。再举个例子，詹姆斯钦定版《圣经》的《约翰福音》最初几句：“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The same was in the beginning with God. All things were made by him; and without him was not any thing made that was made.”在那个时代的英文时尚里，是美的。我们今天仍然能感受到那种美。但如果当代英美人这样写句子，就会显得神神叨叨了。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语言习惯。另外，在当代，我觉得各门语言都有简化的趋势。
人物工作室：
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年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各种智能翻译软件已经越来越准确，你认为翻译未来的前景是怎样的？
陆大鹏：
我对技术方面的进展不了解，没办法从那个角度谈。不过我相信，在日常生活的简单交流方面，机器翻译会有更大进展，将来我们出国旅游可能会更轻松。在技术和商业翻译方面，机器翻译技术已经有不错的应用，相信也会继续走下去。而对于机器的文学翻译，我还抱怀疑态度。但谁知道呢？我们的父辈年轻时候肯定想象不到今天的计算机、移动平台和网络对生活的影响吧。所以我也完全不能预测。
机器翻译会不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取代人工翻译？不知道。但愿不会吧。一个所有行业都被程序员统治的世界，会很无聊吧。
如果翻译软件达到很高的程度，人类还有必要学外语吗？这个也实在没法回答。不过，学外语从来都不仅仅是为了翻译，学外语是个痛苦但有趣的过程。（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 周飞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