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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核心词“天” 英译之管见

        中国文化核心词是中国文化内核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天”是中国哲学、宗教学、伦理道德等领域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华民族信仰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因而准确地诠释与翻译“天”关系着中华文化对外的有效传播。


        就《论语》而言,“天”共出现26处(不计重复),其中8处是以“天下”、“天子”等词汇形式出现,表示世界(the world / the nation)和君主(the emperor);其余18处(不计重复)则是以中华文化独有之“天”与“天命”的概念出现,是儒家天命观的集中体现。1809年以来,《论语》的英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有近50余种,其中,分别将“天”翻译成Heaven、God、Providence、Nature,比例高达九成,但这样翻译,不仅让西方读者感到莫衷一是,而且容易造成费解、曲解甚至误解,不利于中国文化对外的有效传播。因此笔者认为应将“天”音译为“TIAN”或者“Tian”,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建立能指与所指的关系。Heaven、God、Theology、Providence等诸版本英译,都属西方神学范畴,与汉语文化中“天”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有的甚至相悖,以这些西方神学词汇翻译“天”会使目的语读者产生与基督教有关的联想,从而误读、误解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儒家观念中,“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一观念,亦可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隐性宗教信仰,也同时是古代中国人主要的人文观、天文观。“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就此而言,孔子的人生即天命,天命也即人生,双方意义价值无穷,这一观念乃由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所阐扬。如果我们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强要把“天文”与“人生”分别来看,那就无从准确了解中国古代人的思想了。一些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较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安乐哲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不同于西方理念,将“天”译为“T'ien”,并用汉字和注释加以解释。这种翻译方式给西方读者以陌生化,构建了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这种翻译也体现了译者在全球化语境下试图打破西方哲学长久以来形成的霸权主义、沟通中西文化所做的努力。“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的论述是翻译专有名词惯常遵守的原则之一。“T'ien”这一版本英译采用的是威妥玛拼音,现已基本被淘汰。采用汉语拼音将“天”译为“Tian”,不仅尊重“天”原有的内涵及特殊性,还能传达中国正统意识形态和中国文化传统核心概念。


        其次,术语,特别是核心术语翻译必须遵从唯一性原则。林纾早在1914年为《中华大字典》撰写的序言中谈到:“中国则一字但有一义,非联合之,不能成文。故翻译西文,往往词费,由无一定之名词,故与西文左也。” 傅兰雅提倡译名统一,认为翻译术语时只有先“配准各名”,才能达到“费功小而获益大”的良性效果。目前“天”的翻译极易让西方读者产生困惑。辜正坤曾就术语的翻译问题大声疾呼:“译文不当容易导致不解、费解、曲解,甚至误导中国学术研究。”同理,中国文化特殊术语翻译成英文,翻译不当也势必误导西方学术研究。


        再次,音译的方法,古已有之。从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起,音译法就广为使用,玄奘提出的“五不翻”原则,其中的“秘密故”(微妙难以揣测)、“含多义故”(有多重含义)和“此无故”(在译入语中没有对应的词语)都应“不翻”。而中华文化中的“天”正是这样一个微妙难以揣测、具有多重含义、英文无对应词语的概念,因而也应采取音译。另外,与表音的印欧语语言不同,汉语主体部分虽为形声字,但本质上仍是表意文字,明末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为了传教交流,能够准确地发出汉字的读音,他们纷纷想方设法用罗马字母标注汉字来学习汉语。威妥玛拼音是以北京音为描写对象的汉语拼音,比较成熟,“天”就音译为“T'ien”,在中国港台地区比较普遍,在西方也偶尔能见到,毕竟使用人数较少,影响面有限。


        最后,这种翻译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国际上影响较大的《论语》英译本多为20世纪早期西方人所译,将“天”译为Heaven、God等西方语言中已有的概念,是殖民霸权的结果。但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概念音译既可以提高西方读者的重视,也是我们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确立文化自觉以及文化认同的过程。目前,已有中华文化独有的概念以音译的形式频频见诸媒体、学术期刊、专著,如,“阴阳”音译成“Yin and Yang”,再如,中国传统医学“气”的概念也被音译成“Qi”, 《道德经》中的“道”(Dao),等等。通常来说,异域文化要素的输入都会经历一个从归化到异化的过程,异质程度会逐步增加。正如张春柏所言,“随着日益频繁的中西文化交流,对许多以前通常意译的中国文化负载词,西方读者现在已经比较能够接受直译,甚至音译的译文了”。葛浩文也曾指出:“英语中来自中文的词汇不多,基本上都是帝国主义者和传教士带到英语中的。现在到了用更多中国词汇来扩充英语中的中文外来词的时候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际间交流的深入,将实现多元文化的互动、互补、互彰、互泽。


        我们还应看到,虽然 “天”这一中华核心概念词直接音译为“Tian”更加贴切简便,但过程需要慎重,需要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下增加注释和说明,以便让人“知之好之乐之”。汉学界诺贝尔“儒莲奖”的首位获得者、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论语》时,基本采用直译,但其译本注释详尽,背景知识丰沛,对孔子的言论有自己的看法。再以英国汉学家韦利为例,他翻译的《论语》“文”胜于“质”;不仅阐明个人对《论语》文本考据的观点,而且在译文尤其是注释评论中多有实践;译本的学术色彩浓厚,有大量旁征博引的注释和长达67页的导言。因此,应视具体的意义范畴添加注释和说明。


        除此之外,“天”字单独出现时应音译为“Tian”,且需加注以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内核。这样,既能免于西方读者用西方先入思维理解中华文化,又能向其灌输这一中华核心词汇的真正内涵。随着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天”字内涵必将为更多的西方人接受,一旦 “Tian”“约定”到一定程度,也就无需再多加注释,自然就“俗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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