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优选路径与重要内容。随着该战略进程的深化与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期待与高水平文学翻译人才匮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国文学外译究竟应该由谁（国内译者或国外译者）来承担的问题亦随之日趋突出。从翻译学角度看，中国文学外译战略的译者选择之所以成为“问题”，显然受困于其间存在的两个预设：一是在语言素养方面，国内译者与国外译者之间存在差异；二是在翻译理念与策略层面，国内译者与国外译者之间同样存在差异。
对于由中国译者承担中国文学外译的观点或做法，很多学者持否定态度，他们较为推崇国内外译者共同翻译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外文表达的地道性是最为直观的考量因素，文学作品尤为如此。然而问题是，我们似乎由此产生了一种基于译文表达地道性的焦虑，过于张扬语言表达因素在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得中国译者信心不足，甚至畏惧不为。
毫无疑问，影响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的因素较多，整体上呈现为一个四维系统：第一维度，国际大语境的制约；第二维度，包括经济、军事实力等在内的中国硬实力影响，以及包括文化、政治、外交政策等在内的中国软实力影响；第三维度，国外读者基于自身文化与价值观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性阅读倾向；第四维度，作品自身质量释放的阅读行为驱动力。在这一系统里，译文表达的地道性因素归属在作品自身质量维度中（语言质量）。至于该因素在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整体环境系统中究竟占多大权重，甚或能否产生终极性影响，这里无法通过科学的实证研究获得相应数据，只能通过对其他几种因素的解析，从而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
首先，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论仍在影响着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冲动。其次，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自身的缺陷或不足。例如大多作品缺乏对所经历时代全面而深刻的表达、不注重人物的深度刻画或描写、节奏拖沓等。再次，文化与价值观理念指的是一定主体在特定社会与文化语境中获得的决定、支配自己行动和决策判断的总体信念，它具有实践品格，通过“为我所爱”与“为我所用”两种意图而产生驱动力。最后，读者的阅读兴趣、方式虽然存在跨时空差异，但其重心可以落实在语言层面，并且有可能超越语言层面。例如，对于《哈利·波特》等流行作品的及时翻译，虽然有时粗糙不堪，却可以满足读者对故事情节及时追求的期待。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通常情况下，语言表达的地道性这一因素会在国际语境潮流、民族文化意识、消费文化转型等的冲击下被有效消解。因此，译文表达的地道性焦虑症显然过于极端，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中国文学国际化进程的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