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27年，歌德就开始呼唤一个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他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人创作出来......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快要来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那些原本存在于个别民族地区的文学，借助成功的翻译，跨越地理、时空、社会、性别等种种边界，进入到世界文学的范畴。
《光年》创刊号“诗歌共和国”，亦可视为是对世界文学构想的一次具体实践，并有着更为明确的发生语境：在汉语新诗诞生百年之际，有必要将比诗歌更为边缘化的翻译召唤到公众视野，重新审视其对新诗创作产生革命性的作用。我们期望延续诗人译诗的传统，让翻译成为诗歌的灯塔，激活当代诗歌创作，拓宽当代诗歌视域，让诗歌成为永恒的时尚，并引发人们对历史文明与当下社会的公共思考。
《光年》由青年诗人戴潍娜博士出任主编，著名汉学家顾彬，诗人杨炼、王家新、西川，翻译大家高兴、谷羽、汪剑钊、傅浩等共同参与，带您领略当今全球10个国家最负盛名的18位诗人的代表作。其中包括近两年来在世界诗坛声名响亮的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加拿大女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最新诗作。
跨越语言的鸿沟绝非易事。跨语际实践激荡出美妙的火花，也无可避免地在后殖民语境下被重构和异化。而对于诗歌翻译，困难还来自对语言本身纯正的要求，如音乐感。弗罗斯特曾言：“诗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翻译过程中的损益是我们须正视的问题，翻译本身包含着矛盾——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化约为它自身以外的东西，翻译尝试用一种事物解说另一种事物，注定是一场不完美的劳作，完全忠实的翻译根本就不存在，事实上，我们需要克服双语词典塑造的对等神话。
意大利有句古谚语：“翻译者即反逆者”。翻译正是打破语言樊篱、重建巴别塔的勇敢尝试。从源语到目标语的跨语际旅行中，一首诗在新的语言里获得了新的生命，甚至有种说法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改写——这固然引发了无数争议。
那么，翻译与我们的现代汉语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碰撞？译者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把握直译与异译？到底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今，我们期待着怎样的诗歌翻译？
《光年》创刊号面世，无疑正是伴随着对上述疑问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