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翻译，是不是以维护母语的纯洁性为最高标准？ 如果是，傅雷为什么在译文中选择“武装到牙齿”，而不是汉语中现成的“全副武装”？
文学翻译质量，是否真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每况愈下？
日前，在上海翻译家协会与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上，这两个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热烈乃至激烈的讨论。以此为题，《文艺百家》 特别邀请了两位翻译家撰写文章，今刊发于此，希望引起进一步的关注。我们相信，关于翻译的争论，远远没有停止；我们也都希望翻译能有更好的未来，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翻译所致力的，是人类文化的多元多样，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沟通勾连。
———编者的话
即便是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傅雷，在译文中选择的也是“武装到牙齿”，而非汉语中现成的“全副武装”。他应该也是认为，翻译家致力找寻的，是汉语已有的显著特征之外的什么东西吧。
维护母语的纯洁性，该不该成为译者的“终极任务”？
具体到汉语中，要不要在翻译的过程中，舍弃让汉语读者很难习惯的“洋腔”，尽量凸显汉语在词法和句法上“灵活”、“跳荡”的特性，从而达到“传神”的最高要求？
按理说，这早就不再应该是翻译界讨论的话题，却直到今天仍然是翻译界常常面对的质疑。这种质疑有相当的冲击力———不仅因为有些质疑者还是来自学界，更因为它已经超越了一般读者希望译文“通顺”、“流畅”的朴素要求，而是和本雅明一样，直接提升到“译者的任务”的层面。可以推论出，所有违背了这一准则的译者，都是背叛了译者的使命。
一向存在着两种诟病译者的方式：一是理解有误，说明他们对于出发语的掌握有问题；二是译文读来艰涩难懂，令人颇费脑筋，说明译者目的语的语言能力有欠缺。在两项之中，因为真正精通出发语和目的语，能够进行比较的并不多，所以对译者最为普遍同时也最为致命的指责就是“汉语(目的语) 表达有问题”。上升到学术的层面，那就是糟糕的译者———而且在今天看来，他们是大多数———是在破坏目的语，汉语的纯洁性正是在这些译者的操作之下受到了空前的威胁。
翻译的价值瞬间遭遇解构：固然我们借助翻译，读到了一个个来自于异国的、想象中应该写得挺好、只是经译者之手变得有点不太好的故事，可汉语受到了这样的凌虐，真是不读为妙! 而如果说有价值的翻译也还存在，那只存在于令我们怀旧的“前史”时代，比如傅雷、朱生豪、梁实秋、冯亦代等等。因为只有那个时代，译者有好的汉语。今天的译者倘若要继续为文学和文化的交流承担起自身应该承担的使命，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像老一代的译者那样，能够驾驭符合他们那个时代语言审美的汉语。
我是傅雷这一代翻译家前辈的忠实拥趸。不因为别的，而是以傅雷汉语的素养与对传统文化的精通，作为一个译者，恰恰在某些时候，他选择的也是“武装到牙齿”，而非汉语中现成的“全副武装”。追究其中的原因，他应该也是认为，翻译家致力找寻的，是汉语已有的显著特征之外的什么东西吧。
说起来，论到维护某一种语言，四百多年以前，法国著名七星诗社的杜贝莱就已经写下过题为 《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 的名篇，而且他也反对一味翻译希腊拉丁作品，并且以此作为文学和文化的唯一样式。但是他的主张与现今所谓维护语言纯洁性的主张的出发点却正相反：四百多年以前，法语尚在确立之初，在被拉丁语一统天下的思想领域，它迫不及待地想要用自己语言的可能，为其文化也勾勒一个比较明确的边界，而不是陷在希腊拉丁文化的牢笼中不能自拔。杜贝莱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七星诗人对于“法兰西语言”的贡献不言而喻，而世易时移，过度伸张法语的权力也并非完全没有坏处。于是乎法国在十七世纪迎来了被命名为“不忠的美人”的翻译时代，倾向于“改写式”翻译，就是强调翻译外国作品断不能破坏伟大的法语，必须迎合本民族固有的语言审美。这一翻译时代饱受后人诟病，翻译家梅那日对该风潮中代表翻译家的调侃———仿若他美丽但却不忠的情人———也自此广为流传。到今天这个时代，虽然法国人依旧认为自己的语言具备理性和明晰的“显著特征”，恐怕也不敢要求自己的翻译家都必须继续做“不忠的美人”。法国人倒是也忧虑法语语言和文化的未来，但这份忧虑不是针对翻译的，而是针对与翻译追求完全相反的全球化和单一化的趋势，与四百多年前反对唯希腊拉丁文化是如出一辙。
到了这个高度，译者的任务说到底还真的是一个“终极”问题：它关乎翻译的定义，也关乎译者的身份。确立身份，是确立存在的大事。所以早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就写了一篇在当时读起来很是莫名其妙的文章：《译者的任务》，上来第一段居然就说，没有一首诗是为读者而作，没有一幅画是为观赏者而绘，没有一首交响乐是为听众而谱。也就是说，译者的任务，在高冷的本雅明看来，根本不是为了不懂原文的读者的! 更不要说是为了维护目的语的“显著特征”!
当然，本雅明这一论断并不适用于翻译实践的具体讨论，虽然本雅明自己做波德莱尔的翻译，也是个译者。他寻求的是藏身于显见的翻译行为背后的隐喻。一些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维护母语纯洁性的学者，因为文中有一句“即使最伟大的译作也注定要成为自己语言发展的组成部分”而将本雅明引为知己，但事实上，当本雅明将他晦涩难懂的文章推进到最后，得出译者的任务是“纯语言”的论断时，所谓的“纯语言”却绝不是指任何一种具体语言，诸如汉语，英语，德语，法语什么的。“纯语言”是形而上的，有其一定的宗教意义和神学意义，是上帝的，先验的语言。听上去有些神秘，做过翻译的人却还是能够隐隐约约捕捉到本雅明的意思：两种语言尚在译者的脑中，在相遇的过程中，却尚未落实在某一种具体语言的套路之时，我们经常会产生一种错觉，有一瞬，我们已经接近了语言之“真”———这个“真”，是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彼此严丝合缝，再也不会遭遇到人为割裂的状态，无法描述，也无法在某一种具体语言中加以体现。这是经典文本呼唤翻译的根本原因：它为我们接近语言之“真”提供了无数的可能性。然而可惜的是，哪怕是对于一流的译者而言，一旦翻译完成，尽管语言之“真”的状态还能以碎片的形式散落其中，译者却悖论性的终结了自己的求真之路。唯一的希望就只是寄望于未来的其它经验，自己的，或者别人的。
这是译者宿命性的悲壮。虽然好的译文终究能够成为目的语文学的一部分，滋养无数读者，但作为经典文本的存在，却并不应该成为———至少在本雅明看来如此———译者的任务。译者不是为了讨好读者工作，翻译也不是为了讨好民族从来没有怀疑过的语言审美。倘若说译者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做语言的工作，立身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译者却并不是只为着服务于某一种具体的语言，而是为了所有语言与生俱来的开放性。正因为没有一种语言能够躺在自身的传统上独善其身，只能以复数形式存在的翻译才是不可或缺的。所有不断发展、不断融入异的因素、从而不断改写自身历史的语言彼此撞击、彼此揭示、彼此照亮仍然被遮蔽的可能性，共同努力完成语言接近本真的终极任务。
其实就这个问题说这么多，仿佛也是一种“翻译腔”。用了简洁的汉语，大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倘若翻译是为了维护本民族语言的显著特性，那还要翻译做什么呢？ 在一群兴致勃勃要“再登巴别塔”的译者前，这实在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