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在北京大学闭幕。两天的会程，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汉学翻译家与会。“自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海外汉学和中国研究对在欧美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作出了许多贡献，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汉学和中国研究毕竟不是欧美学术的主流，自身难免有其局限性。近三十多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极大发展，在国际政治方面也逐渐发挥更大作用，使得欧美和全世界都越来越注重中国，也相应注重中国的文化传统。”香港城市大学的著名学者张隆溪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与传播：问题与挑战》为题作了演讲。
自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海外汉学和中国研究对于在欧美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作出了许多贡献，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汉学和中国研究毕竟不是欧美学术的主流，自身也难免其局限性。近三十余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极大发展，在国际政治方面也逐渐发挥更大作用，使得欧美和全世界都越来越注重中国，也相应注重中国的文化传统。一方面，国外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和文化，学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也希望把自己的文学和文化介绍给外部世界，把中国文学作品和人文研究的成果翻译成外文，传播到海外。然而由于中外文化、社会和思想意识各方面都存在差异，要成功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并非易事，而且会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如何了解和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汉学与中国学术
让我们首先考察汉学和海外的中国研究。所谓汉学，是从外部尤其是西方的立场和观点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内部看中国。这很容易使人想起“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老话，或苏东坡《题西林壁》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有名的诗句。这样看来，作为国际学术一部分的汉学，因为是“旁观”，有一定客观和批评的距离，往往可以对中国和中国传统有独到的看法，对中国人理解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传统，都有启发借鉴的意义。西方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不仅其立场观点不同于中国学者，而且其研究方法也不同。汉学家往往有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训练，把这类社会科学方法应用于中国研究。这当然会形成汉学研究不同于中国本土学术的特点，但同时也可能产生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傲慢与偏见”，即以为中国和中国人只能提供研究的材料和对象，只有西方才可能提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其实是一种西方理论的傲慢，也因此产生其狭隘的局限。
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只说到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也可以用两句老话来概括，那就是“隔雾看花”、“隔靴搔痒”。从外部观察固然可以有一定客观距离，但也未尝不会失之粗疏，没有直接经验的真切体会。其实庐山之大，无论站在山中还是走到山外，都不可能穷尽其貌，这正是东坡要告诉我们的。东坡这首诗虽然结尾两句很有名，但开头两句才真是说出了观察理解任何问题的复杂多变，因为他说得很明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庐山面目是变化的，依据我们所处位置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面貌。把这个道理用来理解中国，我们就可以明白，要真正了解中国，就必须从不同角度看，把看到的不同面貌综合起来，才可能接近于真情实貌。换言之，汉学和中国本土的学术应该互为补充，汉学家不能忽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也不能不了解汉学家的著述。中国和海外学术的互动交往已经越来越频繁，所以我曾撰文说：“我们早已经该打破‘内’与‘外’的隔阂，抛弃‘社会科学模式’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也抛弃西方‘理论复杂性’的自傲，整合中西学术最优秀的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奠定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坚实可靠的基础，在获得准确的认识方面，更接近‘庐山真面目’。”
西方汉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对我们了解汉学与中国学术的关系不无帮助。最早从欧洲到中国并在文化的互动交流方面产生影响的是基督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从意大利来到明朝末年的中国，在北京建立起基督教教会，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多有交往，用中文撰写了《天主实义》等多部著作，其影响不可低估。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又把中国的古代典籍用西文介绍到欧洲，以书信和著述陈述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欧洲一些重要思想家对中国形成良好的印象。但利玛窦死后，教会内部产生了所谓“中国礼仪之争”，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成为争论焦点，不断得到强调，而争论的结果，利玛窦和耶稣的“适应”策略被梵蒂冈教廷否定。在中国方面，康熙皇帝则禁止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鸦片战争后，中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新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对中国的看法与耶稣会教士相比，也很不一样。无论如何，在文化方面最先了解中国的西方人是传教士，西方大学里最早聘请的汉学教授，也大多是传教士。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尤其在医疗和教育方面作出的贡献，近年来已引起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得到肯定和嘉许。但“礼仪之争”中坚持原教旨和教义纯正的一派，批评利玛窦和耶稣会“适应”策略对异教的中国文化让步过多，于是转而强调中西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中西之间设立起互不相通的对立。这些纯粹派的思想观念对中西跨文化理解和沟通的努力，到现在仍然还有一定影响。
中西对立的观念从“礼仪之争”时已初见端倪，只是在近代更具学术形式，往往上升到思想和哲理的层面。法国社会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列维·布鲁尔区分原始部落人与欧洲人的思维方式，认为原始思维是审美和形象而非理性和逻辑的，只有欧洲人具有逻辑思维能力；与他交往甚密的汉学家葛兰言就曾以此模式，著有《中国人之思维》一书。稍后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讨论基督教传教在中国之所以不成功，也归结为中国人思维方式与欧洲人根本不同，并断定中国语言缺乏明确的语法，中国人的思维没有抽象能力，中国人缺乏对超越、精神和抽象观念的理解能力。这类看法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西方学界有一定影响，如法国学者于连就连篇累牍地著书立说，把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描述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思维和两种文化形态，中国乃是西方绝对的“他者”。这类看法在法国固然有一个连续几代学人的传统，但又不仅止于法国学者。美国学者尼斯贝特2003年出版了一部阐述文化差异的书，标题就把大意说得很清楚：《思想的地理学：亚洲人和欧洲人思维如何不同及其原因》。曾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多年、专门研究古代中国的汉学家古德炜，按理说对中国古代典籍应该不会太生疏，但他在一篇文章里为了强调中国与希腊截然不同，就以古希腊神话中诡计多端而巧言善诈的奥德修斯为例，说古代希腊人认为表面现象都是虚假不可信的，有所谓“认识论悲观主义”；而与此相反，古代中国人则大多相信表面现象是可靠的，抱着所谓“认识论乐观主义”的态度。可是《老子》七十章不是就抱怨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么？《孟子》离娄章句上不也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么？无论道家或儒家，老子和孟子都在抱怨说，人们往往连浅显明白的道理都不懂，理解和行动都有问题。这哪里有什么中国人“认识论乐观主义”的影子呢？中西思想、文化、传统当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把两者说得截然不同，互相对立，就根本否定了文化交往的可能。我们要跨越文化差异，沟通中西思想和传统，就必须批判这种绝对式的文化相对主义，真正站在平等的立场来理解对方，在比较之中既见出中西文化各自的特点，又避免把差异简单化、绝对化，形成文化之间的隔阂。
翻译与文化理解
造成隔阂的原因很多，首先有一个语言差异的问题，但复杂文本的翻译又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中文的确是很复杂的语言，有时候即使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也难免出错。亚瑟·韦利大概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和日本文学最重要也最著名的翻译家，他译的《诗经》和《源氏物语》堪称经典，他节译《西游记》中描写孙悟空的精彩章节，题为《猴王》，也十分成功。但就是这样一位大翻译家，也居然把“赤脚大仙”误解为“红脚大仙”，误解很难完全避免。著名翻译家华兹生曾译《庄子》《韩非子》《史记》等中国重要著作，很有成就。但仔细查看之下，偶尔的错误也在所难免。《庄子·外物》结尾有这样一段有名的话：“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华兹生的译文读来很流畅，但却未必妥当，因为问题不在译文的文字本身，而在原文意义的理解和把握。庄子原文前面几个排比句，重点都在说明语言只是一种不得已而用之的工具，就像捕鱼的竹笼、捉兔的罗风，一旦抓获了鱼兔，就可以丢弃在一旁。接下来庄子发问道：“我怎么才找得到一位忘言之人，可以和他说话呢？”言下之意，世人大多只记得言，而不能得所言之意，所以庄子有此一叹。华兹生的译文固然是“忘言之人”，可是英语里的完成时态表示此人已经忘了言，然而庄子尚未“与之言”，那么他忘记的就并非庄子之言，也就不是庄子要找的人。庄子希望找到的是能够忘记他的言之人，因为这个人才会得到他所言之意。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庄子的话往往都出人意料，超乎常理，要表达庄子这句话的原意就需把译文稍作改动，把完成时态改为将来时态：这看起来只是动词时态一个小小的区分，但在意义上却有根本的差别，关乎庄子哲理的准确表达。这里举出两位翻译名家的白璧微瑕，绝无意贬低他们的成就和贡献，而只是想要说明翻译，尤其文学、哲学之类复杂文本的翻译，绝不是懂两种语言就可以胜任，却要求对原文的思想文化背景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许许多多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当中误解和误译的地方也很不和，道理也一样。
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表达问题，因为在一般语言表达能力之上，要有文体、风格的意识，要熟悉并且把握学术语言规范等其他许多方面。学习外语达到能够基本表达意思，并不是很难，但能够做到像使用自己母语那样使用外语，尤其写作能达到正式发表出版的水平，不是不可能，却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汉学家很少人直接用中文著书立说，中国人自己翻译中文成外文，往往吃力不讨好，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近年来我因为编辑这一套丛书，专门把中文学术著作译为英文出版，常常审读译稿，在这方面颇有些感受。翻译不是自己写作，而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大环境里往往不算自己的研究成果，于是教授学者们很少人愿意做这样的工作。能够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很少做翻译，而且做也不见得就做得好，是翻译中文著作成英文，大多还是依靠母语是英语的译者。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有一本评价颇高的《晚唐诗选》，他在序言一开头就说：“翻译中国诗的艺术是意象派运动的一个副产物”，又说“中国诗最好的译者多半是诗人或爱好写诗的人，依靠修改别人译的初稿来翻译。”这当然是说，中国诗最好的译者是以英语为母语而又会写诗的人，哪怕他们的中文水平不见得很高，但他们对诗的韵律有特别的敏感，依靠修改别人在传达意义上也许更准确的初稿，就可以把中国诗翻译成英美读者更能接受，也更能领会其妙处的英语诗来。其实当年林纾翻译西方小说，就正是这样的情形。由于意象派以来英美现代诗首先注重意象，如何传达意象就成为翻译中国诗最重要的任务，而为了意象，往往不得不舍弃原诗的格律形式和音韵。葛瑞汉把现代诗的感觉与西方读者的期待讲得很清楚，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认为，翻译中国诗最好由英美人来做。这话虽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但也的确有一定道理。前不久北京大学许渊冲教授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颁发“北极光”文学翻译奖，但许教授的翻译在国内就曾引起不少争议，在国外本来几乎没有人注意，获奖之后则有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批评。当然，批评并不是坏事，但如果翻译成外文的作品外国读者大多不接受、不欣赏，翻译就没有达到本来的目的，失去了意义。
出版信誉与合作的问题
翻译作品在海外的接受，取决于好几个因素，译文质量当然重要，但也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应该承认，由于政治和制度的原因，英美和欧洲许多读者对中国出版的书往往还抱着一种怀疑态度，总是不大信任。这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在海外翻译与传播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自己出版外文书刊必须面对的挑战。从目前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与国外在学界和读者中享有良好声誉的出版社合作，共同出版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作品。我为欧洲布里尔出版社主编两套丛书，在此就想以个人经验为例，谈谈相关的问题。布里尔在欧洲是一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老牌出版社，1683年在荷兰莱顿创立，出版各种学术著作、期刊、书目和参考书，内容广泛，包括学、法学和人文学科各个领域。自19世纪末的1890年以来，布里尔就一直出版一份专门研究传统中国的学术刊物《通报》，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布里尔近年来又出版一套专门把中文学术著作翻译成英文的丛书，题为“布里尔中国人文学术丛书”，由我和德国哥廷根大学施耐德教授共同主编。2007年以来，我们已经出版了六部中文学术著作英译本，包括洪子诚、陈平原、陈来、骆玉明、荣新江和葛兆光等人很有影响、能够代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成果的著作。不久还会有朱维铮、罗志田、何怀宏、蒋寅等学者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我为这套丛书写了一篇总序，印在每部书前面，其中我提到中国在“文革”后经过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引人注目。随着整个中国的改变，中国的学术研究也相应有很大变化，所以我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学界几乎完全忽略中国本土的学术，现在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这样无视中国学术，“现在时机已到，西方学者和其他感兴趣的读者应当接触来自中国的观点看法，而把重要的中文学术著作翻译成英文出版，就是在这样接触中走出的重要一步。”由于布里尔是欧洲有名望的老牌出版社，出版的书基本上欧美大学图书馆都会收藏，所以我们这套中国人文研究丛书使中国学者优秀的著作进入了欧美大学的图书馆，也就进入了西方学术研究参考的范围。这套丛书印制精美，在欧美学界已经产生一定影响，只要保持质量，长期坚持，对于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和学术成果，就必定能作出不小的贡献。保持质量一是选择好书，再就是选择好的译者，这两件事都不易，而寻找合格合适的译者，尤其困难。在这方面，由于布里尔有自己人脉联系的网络，可以找到愿意从事中译英工作的译者，所以相对而言也比较顺畅。
由于人文研究丛书的成功，布里尔出版社又在去年设立“东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由我和波士顿大学的魏朴和教授共同主编。虽然这套书出版直接用英文写的书稿，但丛书性质是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而在这方面，我认为钱锺书先生的《七缀集》最具代表性，可以作为研究典范，所以决定把《七缀集》的英译本作为这套丛书开头的第一部出版。恰好一位新西兰汉学家邓肯已把此书译完，他的译稿经过进一步仔细修改，由我写了一篇序，又得到杨绛先生同意，2014年初由布里尔出版了《七缀集》英译本，并由此推出布东亚粊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编辑这两套丛书，尤其把在中文学术著作译成英文出版的第一套丛书，使我体会到翻译之重要，也认识到翻译之困难。自古以来，翻译就帮助人们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和障碍，使不同民族可以互相了解、和睦共处。随着了解的深入，对翻译的需要、要求及标准也随之提高，在我们这个时代，翻译变得更为重要。提高外语教学质量，培养更多更好的翻译人才，加强国际合作交流，这是解决文化传播最根本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