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引进麦克卢汉、跨文化传播和媒介环境学第一人，何道宽至今认为最难翻译的就是麦克卢汉那本《理解媒介》。这位学术翻译界的大家50年来翻译两千多万字，“量产”速度让人望尘莫及。目前国内同样在做学术翻译的也就几十人。何道宽说学术翻译枯燥艰辛，翻译者多要困守书斋，不问回报，跟做志愿者差不多，他也不敢劝年轻人投身这行。他呼吁学术翻译应获重视，不然难有后人。深圳注重“文化强市”，更应重视学术翻译这个重要的学术文化基础领域，完善学术建设短板。
何道宽，1942年1月13日生于四川，深圳大学文学院原副院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著作和译作80余种，逾2000万字，是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的资深翻译家，国内引进麦克卢汉、跨文化传播和媒介环境学第一人。
30年前读《理解媒介》
“其他书都能看懂，只有这本不懂！”
何道宽的少年时代接受了传统国学教育，熟读四书五经，而后进入新制中学。1959年进入四川外国语学院英文系，1978年入读南京大学英语系攻读硕士学位。
1980年他因公派赴美访学，开始了被他形容为“葬身于图书馆”的生活。一年之后他海运400余册书籍回国，这些书和上世纪80年代国内井喷式出版的新书，成为他读书、写作和翻译的重要资源。何道宽回忆，上世纪80年代既有读书狂潮，也有下海狂潮，那是他疯狂阅读的10年，遨游在人文社科书籍和中国经典古籍中。那个年代每天近80%的时间都在停电，何道宽经常挑灯秉烛，备课之余就是读书，“不知疲倦为何物”。
何道宽介绍，这个阶段是他在专业翻译路上的“基础学步”阶段。
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是何道宽最重要的翻译成果，他是国内引进这两者和跨文化传播的第一人。关于接触麦克卢汉的著述并决心翻译的机缘，何道宽称，因公派赴美访学时，他选修了两门课程，在接触到的杰出人文社科专家的书中，使他震撼的是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因为其他的书能看懂，只有这本书看不懂。这是促使他决心把书引进国内的原因之一。
让他投身传播学翻译的原因还有一个，上世纪80年代时国内做传播学研究的学院极少，传播学研究精华在国外，翻译成了重要的一道桥梁。怎么办，谁来做？当仁不让是译者，他由此跨界进入传播学领域，1987年开始翻译《理解媒介》，该书于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之一。
8个月方译出这本书
为《理解媒介》加了500条注释
在传播学中，《理解媒介》意味着媒介环境学的正式诞生。在译完麦克卢汉系列著作和发表数篇论文之后，何道宽又翻译了除了麦克卢汉之外，北美媒介环境学三个世代里另外两位代表——波斯曼和莱文森的著作。
翻译至今，何道宽仍认为麦克卢汉的著作是所有作品中最难翻译的。《理解媒介》是从1987年7月译到隔年2月才结束，区区20万字花了8个月，按现在功力2个月就可以搞定了。何道宽说，当时一来书难翻译，二来基础也没现在这么深厚，所以翻译得辛苦。这本书没有索引、没有关键字、没有注释，旁征博引，用典艰深，行文跳跃，逻辑清奇，即使英语科班出身也阅读吃力。译作里近五百条注释，都是何道宽自己标上去的。
麦克卢汉、波斯曼和莱文森“师徒”三代三人各有差别，但都聚焦于一个共同点：媒介对人类的影响，他们都认为媒介的影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想象。麦克卢汉于1964年提出“媒介即讯息”，令人震撼，他认为媒介的形式本身改写人类的历史，这种先知式的理解而今已被现实证实大众认同，在当时则实属远见，令何道宽由衷感到佩服。
在这三者中，何道宽偏好莱文森的理论和立场：一切媒介的缺点都是可以补救的，媒介的演化服从人的理性，人既然发明了媒介，就有办法扬其长而避其短。他也对新媒介对人的影响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做学术翻译如做志愿者
“不敢劝年轻人投身这行”
何道宽于1993年离开四川外国语学院到深圳大学任教，2002年退休。截至2017年初，他翻译涉猎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著作和译作80多种，逾2000万字。尽管译作众多，何道宽却自嘲，他自知“什么也不会”，只适合当书匠，只能做翻译。所以多年坐冷板凳做翻译，并不觉得有外人所认为的苦。
虽不言苦，但早年的出版经历还是让他感慨。因为学术译著市场小，他好几本引进美国人类学经典的书都因为出版社毁约而取消，而对麦克卢汉的翻译也几经波折才出版。何道宽回忆，学术翻译是不被计入科研统计成果的，稿费也很低，上世纪90年代千字33元，千字60元，20万字译作收入也就几千到一万元。而且翻译版权是一次买断，比方一本书5年版权，他们只能翻译的钱，5年的版税与他们无关。
环境不好，自然影响译者的创作。现在不乏新手“试笔”、“一条龙”、“大兵团”的多人合作翻译模式等，都是何道宽很反对的翻译做法。
何道宽说，学术翻译枯燥艰辛，翻译者多要独坐冷板凳、困守书斋。像他那样熬个二三十年熬出头的人实在少，大多数人都坚持不下去。做学术翻译的人多像志愿者，他也不敢劝年轻人投身这行。
据了解，目前国内同样在做学术翻译的也就几十人。何道宽呼吁，学术翻译应获重视，不然难有后人。深圳重视文化强市，要重视学术翻译这个重要的学术文化基础，助力弥补学术建设短板、文化建设繁荣。
他的媒介生活
要网络阅读不要微信
作为研究媒介的人，何道宽在生活中如何使用媒介？他习惯使用电脑，使用网络，但通讯工具仍然使用座机，从来没用过手机，也没有用微信。电子媒介兼具教育和娱乐功能，他也充分享受，比如平常晚上会拿看电视作为睡前消遣。他还形容网络阅读“是幸福的”，现在读报少了，基本是网上浏览。带着目的进行搜索，能不迷失方向又获得比报纸更大量的信息。
对于手机“低头族”，何道宽认为，看手机也要超越手机所能带来的，不要沉迷于技术、成为技术的奴役。国人手机不离身，多数情况下不是在看书，是在娱乐和获得碎片化信息。但在外国，比如德国，走在路上看到的人很少会手机不离身，等待过马路、坐车时更多的是在看书。电子媒介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在不断加深，是好是坏全看使用者的态度和策略。“不看电视是傻瓜，看多了也是傻瓜。”他奉劝年轻人看书和看手机时间应该平衡。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生活也要平衡。正如莱文森所说：人不能只靠信息生存。生活是一种充分参与的游戏，我们渴望在现实之中得到报偿。这也是虚拟世界给不了我们的。
“百万教授”的典故
每年译作字数超百万
何道宽如今75岁高龄，每年译作字数超百万，被学生称为“百万教授”。自2002年退休后，他每天固定凌晨三四点起床，除去用餐，一天下来累计工作十个小时。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0年，他才把工作时间减少了一个小时。何道宽极少出去应酬吃饭，“不会也不愿出去”，晚上的时间用来彻底放松，看看新闻和纪录片，9点准时睡觉。
何道宽说，退休前还要教学，也承担行政工作，靠抽时间读写，退休后他舍不得将时间花在其他地方，基本全部时间用于翻译。近几年在旁人鼓动下才终于出去旅游了几次。
他不主张年轻人跟他学，因为他的生活有偏废，只有主业，没有副业。缺少生活情趣，没有诗词歌赋。他常建议学生，游戏和恋爱不可或缺。
经常有年轻一辈的学术界人士跟他说，是看着他的书长大的。他很高兴能为学术传承和传播做点工作，余生也无他求，何道宽想再多翻译几本书，也继续为学术发展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