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好故事，还需要好翻译。翻译水平上不去，结果要么人家不爱听（误解、抵触），要么听不懂。当年，周恩来总理向外国友人介绍《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只用一句话：“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西方人一听就懂。
当下中国不缺好故事，也不缺好的传播平台；制约传播中国好故事、好声音传播的一个重要瓶颈，就是缺少好翻译。具体可以归纳为四“难”：
中国重要典籍的误读和误译“难防”。在译介古代典籍过程中的误读、误译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导致外国读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解与歪曲，比如将《孙子兵法》说成“中国军事威慑论”的鼻祖。
国家关键话语和核心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难规范”。一些核心术语的解释不一、翻译错讹，在国际上有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外界媒体把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翻译为“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典籍译文语料库、思想文化术语数据库多由学者个人或少数研究单位开发，彼此封闭，未形成全国性的互联互通，译者仍多凭借个人的学识和经验积累从事翻译。
翻译人才“难整合”。我国并不缺顶尖的翻译人才，但分散在各个单位，没有形成一支能够代表国家最高翻译水准的专业队伍。
对外传播效果“难评估”。有的单位在获得翻译出版项目后，不认真组织各个环节的专家进行研讨，而是拼凑队伍，草率完成任务，对所要翻译的图书的传播效果也不能作出评估；某些驻外机构向国内所反馈的域外传播效果，往往夸大其词甚至凭空虚构。
因此，为了让世界“听得懂、乐意听”中国故事，我们应针对涉及我国核心发展理念、中华人文精神的明显误读和歪曲，及时作出正面回应，以正视听。对于明显曲解、误解，抹黑我国国际形象并在国际上产生了负面影响的一些关键词翻译，通过外交或文化渠道主动作出正面回应。
要建设权威、开放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典大数据库，开展“术语汇校工程”。组织国内外翻译机构、翻译家对“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工程”、《大中华文库》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译语通语料库中的核心翻译术语进行专业学术认定，通过权威、开放的数据库对社会公开。对重要经典、重要语句进行集中校对，形成共识，及时传播。
统筹建立对外翻译和传播的“国家队”，健全专业资源整合和管理机制。由外交部、教育部、国家外文局、中央编译局、新华社建立联席会议，统筹对外翻译和传播的各方面专业资源，行使翻译专业研究、翻译出版规划、翻译人才培养和外译监督管理的职能。对代表国家形象的“中译外”重点工程，实行中外译者合作，中外双把关，提高翻译质量；建立重要文稿，如国家领导人面向国际的重要讲话，重要的国家文书、文件，授权翻译制度，和翻译人员提前介入机制；监管对外翻译和出版发行市场。条件成熟时，建立国家翻译院。
“知己知彼”，力争做到精准传播。要研究我们在哪个层面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弄清楚哪些“经典”适合、需要对外传播，绝不能不计成本地求大求全，不能搞大规模的“急就章”。要坚持对我有利、以我为主原则；要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和受众习惯进行分析，对国际传播的相关数据和实际效果进行跟踪分析，做到心中有数。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交流，也是异质文化的交流。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国家需要更加充分地重视翻译工作，凝聚起语言的力量，向世界讲清楚历史中国、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