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是翻译家，对翻译工作的认真，首先是因为他把这看作一项神圣的义务。他最初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住在沦陷中的上海。当时，傅雷“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成天致力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意在让一个个有热血的青年从沉沦中奋起，寻找反抗的道路。可以说，傅雷是在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度过了抗战岁月（1927年刊出第一卷，1941年出齐）。
要做神圣的工作，就得有非凡的本事。傅雷的法语很好，汉语同样很好，达到了能自由创作的地步，这一点，我们大都是通过《傅雷家书》看到的。1954年4月7日，他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
“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念过三年法文；老师教的方法既有问题，我也念得很不用功，成绩很糟（十分之九已忘了）……二十岁出国……半年之间，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语，教师管读本与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与发音，整天的改正，不用上课方式，而是随时在谈话中纠正。半年以后，我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过生活，已经一切无问题。”
学法语，傅雷的经验是“学得慢一些”，“贪多务得是没有用的”，由此也可见他学语言的认真。
而在翻译中，傅雷的工作态度又极其认真。认真的态度，加上很高的语言水平，这就保障了他的译文是一流的。从这一点看，我们现在（以前也是这种情况）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做得不好，要不就是外语不好，吃不透作品的真髓，要不就是汉语不好，写下的文字别别扭扭，读起来磕磕巴巴。傅雷的文字如行云流水，是很好的汉语。《傅雷家书》的流行和名气远胜于傅雷的译文，从这点来看，就很能说明问题。
傅雷的语言好，再加上工作认真，其译文拿出来，当然就很好。但傅雷还是利用种种机会来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比如，通过阅读法国作家的作品，知晓他们的长处，来比较自己的短处。又比如，他会去读中国作家的作品，来发现汉语中一些精妙的用法，以便借鉴到自己的译文中去。
傅雷读伏尔泰，会发现伏尔泰作品的“故事性不强”，同时也发现，其文字的精妙全在于“若有若无的讽喻”。比照之下，他觉得自己没能力表达出这种精妙来。他知道自己不善于翻译这样的作品，“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但傅雷知道谁的译笔比较适合伏尔泰，他在书信中告诉傅聪：“这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必姨指杨必，英国作家萨克雷的《名利场》的译者；钱伯母指钱钟书夫人杨绛，她是杨必之姐）。
傅雷为提高自己的汉语感觉，使译文更生动活泼些，更是阅读了大量的中国作品，他曾熟读老舍的小说，不过未能解决问题。读老舍的《四世同堂》，傅雷很遗憾地发觉，“文字的毛病很多，不但修辞不好，上下文语气不接的地方也很多。还有是硬拉硬扯，啰里啰嗦，装腔作势，前几年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现在竟发现他毛病百出”。
此处引傅雷对老舍的批评，其实也无损于老舍的英名，因为好作家的文字也不是篇篇都好，时时都好。同时，这一件事也佐证了傅雷对文字的较真：可见他“不但对自己的译文不满，对别人的创作也不满”。其实有这样的较真态度，是可以保证译文文字质量的。
说到翻译工作方法或曰翻译过程上的认真，傅雷的体会，首先是认真地选择要翻译的作家作品。傅雷选择翻译的法国作家主要是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莫罗阿，这些人的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都是一流的，从18世纪的“启蒙”，到19世纪的“写实”，到20世纪的“现代”，都是法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年）需要的精神食粮。
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本着为启迪中国民族精神，来奋力做他的翻译的。当然，在工作中倾注全部心血，付出全部努力，于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其次，傅雷动笔翻译之前，会“熟读原著，不厌求详”，他曾告诫青年译者，“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绝不动笔”。当然，是不是每次工作都要那样，现在也无从可考。
再次，翻译中，对原文的遣词造句之处反复琢磨，“煞费苦心”，琢磨其在原文中“美的法语”，在译文中又如何成为“美的汉语”。当然，其中的苦与乐，难与妙，只有译者自己知道。
翻译初稿完成之后，还有校改这一通工作。傅雷对自己译文的校改，也是极其认真的。从傅雷译文的手稿和校样（无论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小字修改，令我想到巴尔扎克本人在其校样上的改动。
傅雷于1942年曾译出法国作家杜哈曼的《文明》，因不太满意，后于1947年3月“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把旧译痛改一顿”，才由南国出版社出版（1956年的人文社版是南国版的重印）。另外，上文提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文是傅雷在抗战期间完成的，20世纪50年代，傅雷出于对自己译文的不满，从1952年6月到次年3月，特地校订修正了全书，在一篇介绍性文字中，他甚至这么说：“这部近代古典巨著，初稿本是于十年前问世，先后印行七版。兹由原译者全部重译，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
傅雷对自己的译文要求之严，在1963年给当时还是年轻译者的罗新璋（后为著名文学翻译家）的信中可见一斑，他明确表示：“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苦闷之处亦复与先生同感”；“尊札所称‘傅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傅雷对自己每天要翻译多少字数，也都是绝不马虎的。长年累月中，傅雷每天都在书房中做翻译，自己给自己规定了工作量，每天不达到那个数量，就不做别的。以己及人，他对儿子的钢琴训练也有苛刻的规定，傅聪不完成每日的训练量，是断然不可以去玩的。
也正因这样，在短短的58年生命中，傅雷用大约37年的时间认真工作，翻译了约500万文字的译文，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政论方面的作品30多部（这是我根据200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全集》自己统计的）。其中巴尔扎克的10多部小说，以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三巨人传》最深入人心。可以说，正是由于傅雷，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书在中国赢得了比在法国还多的读者，赢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好”命运。
